文 / 新慈善记者 刘 路
编者按：
灾难是悲剧，但悲剧往往最能发人深思。2008年初的一场暴雪，将各种慈善基金会再次推向了人们的视觉中心。其实，且不往远处说，单是在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之后，中国的基金会就曾在世界人民面前有过卓异的表现。当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向受灾国提供价值2163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和现汇援助，不久后又追加5亿元人民币的救灾款。这是中国政府及民间第一次对外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救灾捐助。在这些救灾捐助活动中，来自中国民间的各种慈善基金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民间慈善力量的强大。
在本期杂志选题遴选阶段，有不少热心朋友表示，以“记录并引领责任中国”为己任的《新慈善》，应当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基金会这类慈善主体作一次深度发掘。也许，我们所作的这种发掘，仅仅能起到粗略扫描的效果，难免挂一漏万，但我们愿意用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在梳理基金会这30年风雨历程的同时，从字里行间发出这样的声音：慈善之春已来临……
1978年——
慈善里程碑
中国慈善基金会的真正发展，要从1978年12月开始。
1978年12月中旬，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下，一个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慈善事业新秩序，也在1978年得以重建。1978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从挑战到遵循，在遵循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获得我们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慈善，也不例外。
20世纪80年代——
慈善路途坎坷
然而，从挑战到遵循的转变并非坦途。
对于那些敢为天下先的中国慈善人来说，在当时成立慈善基金会，不仅要面对极其简陋的办公条件，更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制度和政策风险。
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邓朴方将“康复”这个概念和有关康复的设想带到中国时，许多人对此一片空白。而传统医学界对此的理解也是一片空白。
而如今，康复的概念已经渗透了医学界，许多医院都有了康复科。成千上万需要康复的残疾人有了人生的希望，有了走向社会的希望，有了战胜自身障碍的希望。
1981年2月，在国外做完几次手术后仍无法站立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不觉得遗憾，毕竟他第一次体验到了国外先进的残疾人康复系统。而这也使他坚决要求回国，让更多的中国残疾人也能享受到康复系统带来的希望。
回国后，在邓朴方的发起下，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成立了。作为小组参与者的王鲁光，现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他与邓朴方一道，希望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帮助。
1983年的春天，对于王鲁光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与邓朴方一起拜访了当时在社会各界影响颇大的八老：李维汉、胡子昂、季方、赵朴初、黄鼎臣、华罗庚、吴作人、张邦英。不厌其烦的耐心为八位老人表述内心对中国残疾人事业建设做出贡献的情感和心愿。
几番努力，老人被感动了。联名给民政部写信倡议成立“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基金会需要借鉴成功的例子，于是，他们从宋庆龄基金会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毕竟宋庆龄基金会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基金会。
1983年8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组成立。筹备组除了由民政部派来的4位干部在民政部领工资外，其他人一律没有工资。就在这个艰苦的条件下，一个造福千万残疾人的工程就这样启动了。
很快，筹备组便收到了启动资金，5000元港币。这是一位爱国华侨捐助的。这位华侨还捐赠了一辆面包车和一台复印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昂贵的工具了。而首钢捐赠的10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已经是天文数字了。